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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四老之黄纬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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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纬禄,1916年12月18日出生于安徽芜湖市,我国著名的火箭与导弹控制技术专家和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40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电机系,1943年赴英国实习,1945年进入伦敦大学帝国学院,学习无线电专业,获硕士学位。1947年回国,曾在资源委员会无线电公司上海研究所任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后,在重工业部电信局上海电工研究所、通信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任研究员。1957年转入国防部五院二分院(现中国航天科工二院),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国防部五院二分院第一设计部研究室主任、设计部主任,七机部一院十二所所长、一院四部主任、一院副院长、二院副院长、七机部总工程师,航天部二院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二院技术总顾问、航天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型号总设计师。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顾问。2011年11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黄纬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2年,黄纬禄被追授为“全国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
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光辉时刻:1982年10月12日,平静的渤海海面上,一条喷火的蛟龙突然跃出水面,以极快的速度直飞蓝天,在海天之间绘出一幅壮丽的景观……多少人为之付出心血的我国第一代潜地固体导弹终于研制成功了!作为总设计师的黄纬禄和在场的每一位技术人员一样,看着越飞越高的导弹,激动得热泪盈眶。“这次试验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成为具有自行研制潜地导弹和水下发射战略导弹能力的国家,大大提升了我国的战略威慑能力和大国地位。”后人如是评价。
一定要搞出自己的“争气弹”!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爱有多深,责任就有多重!谁曾想一支竹蜻蜓几十年后会化作一枚划破长空的导弹,一飞冲天,震惊世界!它让人感叹:竹蜻蜓虽小,但同样可以作为民族脊梁的支撑!
1916年12月18日,黄纬禄出生在安徽芜湖市一个普通教师的家庭。上小学时,黄纬禄和同学们最喜欢玩竹蜻蜓,看着一只只飞向空中的竹蜻蜓,黄纬禄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把许多竹蜻蜓组装在一起,底下放个炸弹,让它飞到敌人的阵地上去。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正在南京上大学的黄纬禄和他所在的中央大学被迫一起迁往重庆。站在轮船的甲板上,望着滚滚而下的长江水,黄纬禄心情沉重:泱泱大国为何遭受日本帝国主义欺负?辗转求学和参加工作几年后,黄纬禄毅然选择了出国深造,走科学救国的道路。
在英国留学期间,黄纬禄亲眼目睹德国V1、V2导弹对伦敦的轰炸,见证了导弹的威力。在这期间,黄纬禄有机会参观了英国缴获的一枚德国V2导弹,成为较早见到导弹的中国人之一。看着眼前这个大家伙,黄纬禄的脑海中闪现出一个念头,要是中国拥有了导弹,日本帝国主义就不敢再侵犯我们了!
1957年,黄纬禄和战友们遵守“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的铁律,走进刚刚成立一年的中国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五院,开始了共和国导弹研制的征程。
中国导弹的研制是从仿制开始的。正当仿制工作进入关键时刻,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了全部专家,给中国的导弹科研工作造成了无法想象的困难。黄纬禄和他的战友们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搞出自己的“争气弹”!
作为导弹控制系统的负责人,面对巨大的困难和挑战,黄纬禄如饥似渴地利用一切时间从基础学起,常常挑灯夜战。
他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连续攻克了导弹飞行中弹体弹性振动等系列技术难关,参与了我国“八年四弹”等重大规划的制订,为我国导弹事业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我国涉及导弹与火箭技术的众多学科和技术领域都还处于空白的状态下,他主持突破了我国液体战略导弹控制系统的仿制关、自行设计关,相继解决了远程和多级导弹的液体晃动、级间分离及各种制导、稳定方案的理论和工程技术问题,使我国液体战略导弹控制技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1960年11月,中国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实现了我国军事装备史上导弹从无到有的重大突破!
1964年6月,“东风二号”取得圆满成功,翻开了我国导弹发展史上自主研制的新一页!
1966年10月27日,中国首次由导弹运载发射的原子弹在核试验预定地点成功爆炸,震惊了世界!
10年时间,黄纬禄和战友们发扬自力更生和勇于登攀的精神,让中国导弹事业取得了被外电评论为“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的巨大进步。
铸中华神剑,挺民族脊梁
信念坚定,步伐就会更坚定;胆识惊人,成功就会更惊人。黄纬禄的信念和胆识凝聚成一个新目标:一定要把中国的潜地固体战略导弹搞出来!铸中华神剑,壮民族之胆!
天有不测风云。“文革”中,黄纬禄和其他长期工作在一线的技术领导一样,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迫“靠边站”。
但他始终放不下自己热爱的导弹事业,为鼓励自己,他把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抄录在笔记本上:“纵使世界给我珍宝和荣誉,我也不愿离开我的祖国。纵使我的祖国在耻辱中,我还是喜欢、热爱、祝福我的祖国”。
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黄纬禄忍辱负重,每天坚持到工作现场,给大家倒茶水、送仪器、干杂活、做记录,以便多接触技术工作,多提工作建议,想方设法使我国的导弹事业少受一点儿损失。
当时,中国虽然拥有了液体地地战略导弹,但液体导弹准备时间长且机动隐蔽性差。面临超级大国的核威胁与核讹诈,中国急需有效反制手段,研制从潜艇发射的潜地固体战略导弹势在必行。
1970年,黄纬禄临危受命,担纲我国第一型潜地固体战略导弹“巨浪一号”的总设计师。
研制初期,面临起点高、难度大、无资料、无图纸、无仿制样品等许多困难,黄纬禄用技术实力和人格魅力组建并带领年轻的团队,勇敢地向困难发起挑战,大大加快了“巨浪一号”的研制进度。
在研制过程中,黄纬禄带领团队大胆提出了“台、筒、艇”三步发射的研制程序:第一步在发射台上做试验,第二步在陆上发射筒中打导弹,第三步在舰艇上打遥测弹。这一程序大大简化了试验设施,节约了上亿元的研制经费和大量的时间,开创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潜地导弹研制方法。
为了获取导弹水下基本力学参数,进行模型弹投入水中入水深度的试验是一个必经的步骤。模型弹重约10吨、长10多米,如何投入水中、投在什么地方,是一个困扰大家的难题。
黄纬禄知道,光靠计算数据说服不了别人,必须有“奇招”。1970年7月的一天,人们看到,在新建成不久的南京长江大桥上,停放了一台巨大的吊车。似火的骄阳下,黄纬禄和试验队员们光着膀子,反复以各种姿态将模型弹投入水中。最终,黄纬禄和战友们用一身的痱子换回了大量的有效数据。
1982年秋,在潜地固体导弹遭受第一发失利时,试验队员们忐忑不安。第二发能否成功,试验队人员认识不一。
在预定发射的当日凌晨,上级又打来电话,建议推迟发射,这使黄纬禄更加难下决心。可以说,在每一次大型飞行试验前,他都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生怕由于自己决策上的失误给党和国家带来不应有的损失。今天,面对这样的复杂局面该怎么办?如果坚持按原计划发射,一旦发生问题,自己要承担全部后果;如果推迟发射,自己固然可以不担风险,但禁航期限将满,而且海上条件越来越不利于发射,将给党和国家带来重大损失和难以挽回的政治影响。经过再三的分析、比较、权衡,他终于站起身,拿起电话向上级报告:“我认为发射条件已经具备,不宜推迟。如果上级决定推迟,我执行命令。”最后,上级同意了黄纬禄的意见,按时发射。
发射成功后,人们更加敬佩黄纬禄置个人得失于度外,从实际出发,以事业为重,勇敢决断的惊人魄力和无私无畏的高尚品德。
“巨浪一号”潜地固体战略导弹发射试验的成功,使我国拥有了应对核威胁与核讹诈的有效反制手段,让中华民族的脊梁挺得更硬、更直!
把责任留给自己,把荣誉让给他人
黄纬禄对各种奖励总是“退避三舍”,他说:我虽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一些成绩,但不是我个人的。航天工程不是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可以完成的,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在成绩面前,要尽量考虑别人的贡献,失败了,要尽量考虑自己的责任。
他创造性地提出“有问题共同商量、有困难共同克服、有余量共同掌握、有风险共同承担”的“四共同”理念,并将之作为管理之道、为人之道把责任和风险留给自己,把余量和荣誉让给他人。
“巨浪一号”研制初期,研制单位涉及全国19个省市、10个工业部门;主要组成横跨5个研究院、3个研制基地,承担任务的单位有109个。由于首次研制心里没底,看似简单的一个指标,每家单位都留足自己的余量,结果导致总体上超标。
在各单位各执一词相持不下时,黄纬禄果断决定召开首次总师扩大会,他要求大家都把余量拿出来,再分散难点。在分散的难点中,有的单位可能要承担一些极端情况下的风险,黄纬禄明确指出,这样的风险要共同来承担,不能在出了问题时相互指责、埋怨。
黄纬禄大力倡导的“四共同”原则,如今已成为航天系统工程管理思想在实践应用中的“金科玉律”,成为航天系统工程协同工作、解决问题的法宝。
在“巨浪一号”前期的几次试验中,因为导弹超重,射程达不到设计要求。经过分析,是控制系统根据总体给出的各个分系统的最大偏差来进行仿真,将某指标值设计为实际值的5倍,使系统总体不堪重负。最后,黄纬禄拍板,将指标设计用量调低。在作决策时,黄纬禄强调:有责任我负,成功了是你们的。
在“巨浪一号”试验的关键阶段,黄纬禄经常感到体力不支,不得不去医院检查。长长的诊断单让医生都感到十分诧异,眼前这个消瘦的人到底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会落得这一身的病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输尿管结石、心脏病等。
当时已经66岁的黄纬禄由于过度操劳,体重少了11公斤。有人说,黄老总这是“剜”肉“补”导弹,11公斤相对于动辄以吨计算的导弹来说算不了什么,但是将这血肉补在导弹上,成就的却是一个民族的希望和骄傲!
在主持召开总师扩大会的一天晚上,黄纬禄开始发烧,并且出现便血。这是长期胃溃疡引起的胃出血,如出血量大,往往会发生失血性休克,若抢救不及时可能危及生命。黄纬禄很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也明白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他想到,自己作为总设计师如果不参加会议,许多问题定不下来,下一步工作就不好开展。于是,他自己想出了解决的“办法”,悄悄地让秘书到医院要点止血药,并再三叮嘱秘书“我的病不许跟别人说”。
就这样,“有办法”的黄纬禄靠着止血药,强忍病痛主持会议,直到5天的会议开完,他才去医院检查治疗。品德比技术更重要
作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我们本以为黄老会把技术放在第一位,而他时常念叨的却是:品德比技术更重要。从黄老那里,同事和家人收获最多的是平等和尊重,体会最深的是关爱和幸福。
黄纬禄虽是一位长期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老专家,却时时处处以普通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做到身正为范,并不断启发和影响身边的每一个人。
在年事已高居家养病时,黄纬禄还时刻惦记着导弹事业。航天系统的技术专家、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企事业单位的团员青年、试验基地的军官士兵、附近学校的老师学生时常登门求教,他家里有时就成了办公室和课堂。
每有重大试验或关键节点,黄纬禄还常常亲临一线,甚至远赴试验基地,现场指导。他一直关心航天事业发展,积极参与载人航天和嫦娥工程论证,献计献策,发挥余力。
黄纬禄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曾有一位素不相识的青年,写了一篇数论方面的文章向他请教,他不懂,便亲自去找另一位老专家帮忙,那位专家也不懂,他就又去求教别人,使那位青年深受感动。
上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上流传着“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说法,航天科技人才流失严重。黄纬禄用言传身教挽留了许多人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如今已成为导弹研制队伍的骨干力量。
黄纬禄始终将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作为人生格言。人们至今还依然记得黄纬禄的“三个三”。
在基地三条要求:和大家一起排长队买饭,一起搞卫生,一起扫厕所;出差三条要求:只要能走出去就行,只要有饭吃就行,只要有地方睡觉就行;用公车三不许:自己私人外出不许用车,接送亲友不用车,家人有事不搭车。
1970年,黄纬禄被调到离家25公里外的单位工作,他服从事业发展的需要,二话没说就去报到了,每天骑自行车往返50多公里上下班,披星起,戴月归,从没迟到早退。
黄纬禄对家人一样要求严格。他自1965年住进现在的住所,其间有3次机会可以搬进将军楼、部长楼、院士楼,但他坚持不搬,一住就是近半个世纪。
大女儿黄道群回忆说:当年单位还是部队建制的时候,水电费都不用自己家交,那个时候家里有电熨斗,但父亲从来不允许我们用,直到每家自行交水电费时才允许我们用电熨斗。
2010年,黄纬禄的身体已经大不如从前,但他仍然坚持每逢客人来访,都会让女儿帮着穿戴整齐,坐在沙发上恭候。客人走后,女儿立即把他架回房间,这时候他往往已经累得精疲力竭。
2011年,有一个外地来京的大学生暑期“两弹一星”红色夏令营希望黄纬禄能为孩子们题写赠言,当时他的手抖得厉害,基本没法写字,女儿已经婉言谢绝。黄纬禄知道后,不忍拒绝夏令营老师和孩子们,在女儿帮助下非常艰难地写下赠言“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勇挑民族复兴重担”,满足了师生们的愿望。谁料这竟是这位世纪老人的绝笔!
“如果有来生,我还愿意搞导弹研究。”2011年11月23日,带着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和热爱,带着对导弹事业和家人的无限眷恋,黄纬禄走完了自己的导弹人生。
黄老走了,带着永恒的笑容。因为:他铸造的导弹武器,已成为国之剑;他留下的崇高精神,已化作剑之魂。(文/中国航天科工新闻中心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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